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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分工式社会,这对理解当下中国很重要

                  发表时间:2018-09-22 07:39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药学院

                  马克思和其他近现代欧美学者一样,没有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分工,以及更重要的,分工之间协作关系的复杂性,仅仅把西方历史中存在的情况当成人类历史之必然,把仅在西方历史中所所在的分工中强制指令和阶级,当成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以偏概全,这是坐井观天。遗憾和讽刺的是,这种基于西欧历史的以偏概全、坐井观天的历史认知,却随着所谓的现代文明一起,正在主导着世界,甚至也包括中国。

                  因此,市场只是基于自由协作原则的分工的必然效果,指的是分工、职业之间的自由交易的状态。只要分工间的关系是自由协作的,就一定有自由交易的存在,有市场的存在。因此市场经济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东西,而对西方则是现代社会才有。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健全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分工式社会,而一个健全健康的分工体系应该是涵盖道义和经济的,应该是道义分工与经济分工并存。

                  同时,近代西欧从阶级社会向分工式社会的转变,并非分工体系的全新出现,而只是新型的分工关系的出现,分工本身一直存在,阶级的基础也是分工。

                  仔细研究西方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阶级特征就会发现,阶级实际上也是基于分工的,行业特征也非常明显,不同的阶级也属于不同的行业。在这一点上,印度古代种姓社会中的复杂的种姓构成,表现地尤为明显。每个种姓其实也是一种职业,不同的职业就是不同的种姓。

                  而近现代欧美所搞出的市场经济,既不是以人为本的,也不是个人化的。而这些特征则是欧美把市场经济引入之后,由于欧美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即是说,不以人为本、非个人化并非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特征,而只是西欧历史传统的特征。市场经济的引入,只是让欧美社会在形式上完成了市场化,但其不以人为本、非个人化的传统却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得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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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研究整个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唯有中国文明的古代社会是分工式社会,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其古代社会都不是分工式社会,而是形态各异的阶级社会。只是到了近代,中国之外的分工式社会才首先在西欧出现。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适合非中国文明,只适合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中从无阶级,而只有行业、职业。中国历史中只有行业、职业,而无阶级,因此,中国历史只是一部分工史,或一部行业的协作、歧视和冲突史。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分工式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分工体系,而连接各分工的则是自由协作。自由协作一般表现为市场交易,但是也有其他的形式,譬如政治行业中的税收,以及长期人身长期雇用的契约。

                  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以及个人化的,并非是单纯的一种理念、理论,而是通过分工的结构来体现和实现的。

                  但是,现在比较搞笑的是,把说市场经济的传统和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混为一谈,甚至把说市场经济的传统直接等同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因为西欧有说市场经济的传统,然后就说西欧有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而中国没有说市场经济的传统吗,然后就说中国也没有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

                  不明白这些,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会流于概念化、表面化,从而产生很多扭曲和错误。这正是当下普遍认知的现状。

                  有自由协作的分工就是行业,无自由协作的分工就是阶级。因此,也可以说,分工对人类历史是必然的,但行业却不必然。古代中国既有分工,又有行业,但古代西方则只有分工,而无行业。

                  说是因为没有才说,有了就无需去说。

                  近现代欧美所引入和发育出的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中的市场经济存在本质不同。中国传统中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而且是个人化的。市场交易实际上处于不同行业、职业的不同的个人自由协作的结果。而处于不同行业、职业的个人则是独立自主的交易主体,具备独立自主的交易精神。

                  不以人为本,就是以经济为本,以资产、资本为本,以基于资产、资本的产权、人权为本,所以叫“资本主义”。

                  阶级之所以被称之为阶级,而不被成为行业、职业,原因就在于,尽管阶级在社会功能上也是分工的结果,也有行业和职业的实质,但是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自由协作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指令,里边有很强的强迫性、专制性。这个强制性的指令系统,不仅管控着不同行业的产品的分配,而且禁止人员在不同的行业自由流动,尤其是从好的行业向不好的行业的流动。

                  道义是同一个独立的行业,在是中国历史的典型特征,也是核心特征,但是对西方文明,以及现代文明,却是没有的时期,因此,现代人看到“道义行业”这个概念,会觉得很怪异,甚至不可思议。

                  “物以稀为贵”对文明和历史而言也是如此。对西欧而言,因为在历史中缺乏自由协作的分工原则,因而到了近代发现了其好处之后,就感到自由协作的弥足珍贵,感到市场经济的弥足珍贵。他们搞了很多理论,写了很多书,去解释和宣导这个东西,去说这个东西。

                  中西历史中的市场经济实践表明,有市场不一定有以人为本,还可能会异化出资本主义的怪胎。比较搞笑和无知的是,坐井观天的现代西欧人却把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当成市场经济的标准格式,并以此去评判历史,以及评判其他社会,比如说中国没有市场经济。

                  与自由协作和行业的不必然一样,人类历史分工中的强制指令和阶级,也同样不是必然的。强制指令和阶级仅在古代的非中国文明的社会中存在,而中国则无。

                  因此,行业和阶级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两者的共同基础都是分工,其差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分工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协作还是强制指令。人类历史在中西之间的不同表明,分工是必然的,但是自由协作却不是必然的。唯有古代中国社会,既是分工的,也是自由协作的。而古代的西方社会却只有分工,却无自由协作。

                  首先,西欧近现代历史中所出现的,由阶级社会向分工式社会的转变,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并非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而只是西欧文明接受中国的影响,而将中国自古就有的分工中的自由协作关系引入的结果。自由协作的分工关系不是被西欧天才人物发明出来的,也不是西欧文明内生地从无到有地进化出现的,而是从自古就有的中国引入的。

                  市场经济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自古就有的内在的东西,而对西欧而言就是一个现代才有的新东西,一个自外而内逐渐渗入的外在的东西。这个差异决定了当下中国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存在实质的不同。

                  但对中国而言,自由协作的分工原则,市场经济是个自由就有的东西,非常稀松平常,以至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更不会有人无聊到去解释它们,讴歌它们,说它们。

                  但是,中国传统中的分工体系又包括两大子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一个是道义系统。经济系统就是经济领域的各行各业,道义系统主要是政治行业,以及与政治一体化的教育。

                  弄明白这些,绝非是为证明在市场经济上中国比西方古老,基于民族虚荣地为中国中国争个发明权,而是为了弄清市场经济的本质,以及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实质不同。

                  分工式社会的关键并不在分工本身,而在分工之间的自由协作关系。阶级社会中也有分工,只是没有自由协作的关系。自由协作是说,不同的行业、职业之间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是基于自由协作的原则的,每个行业从业者、职业从业者都是独立自主的交易主体。行业、职业之间基于自由协作和交易,就是市场交易。

                  自现在观之,中国没有说市场经济的传统,但是却有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且非常古老。但西欧却有说市场经济的传统,但是却并没有市场经济本身的传统。当然,即便西欧的说市场经济的传统,实际上也是很晚才有的,是近代的事。

                  中国的市场经济,绝非是从欧美引入的新东西,而是自古就有的老东西。当然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的确是受到了欧美的影响,而出现了异变和新的因素。但在这些异变和新因素之下,则是中国自身更悠久更合理的市场经济传统。

                  明白了人类历史中分工关系上的复杂和中西差异,就会对当下的社会状态产生不同的看法。

                  然而,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却只有经济分工,并无独立的道义分工。现代文明中的政治和教育都是经济分工的附属系统,是基于经济的,服务于经济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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